深圳废旧织物回收之困顿和迷惘
2014年，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事务中心（以下简称分类中心）开始推进废旧织物回收试点。而市民政局社会捐赠中心很早就开始了废旧织物捐赠和义卖的尝试。到目前为止，这两个部门的废旧织物回收都因碰到不同程度的问题而陷入困顿。就分类中心而言，回收企业无序、恶性竞争，导致政府试点计划无法推进；顶层设计缺失，无法对企业进行有效监管；产业链条和赢利模式尚不明晰等等，都掣肘着废旧织物全盘计划的推进。就民政而言，原来的旧衣捐赠慈善模式已无法适应新形势需要，以后的路该怎么走？
带着这些问题，记者于6月上旬走访了浙江、上海、香港三地的相关企业和机构，就深圳遇到的问题，广泛听取了权威专家和业内人士的意见建议，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两期报道中刊出。
晶报“聚焦垃圾分类”栏目刊发的系列报道，引起了深圳和国内业内人士的关注，如何破解深圳垃圾分类遭遇的问题，晶报记者采访了多位国内垃圾分类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，请他们一起为深圳探寻办法，献计献策。
进入招标程序。
2014年11月下旬的一天，招标在罗湖区龙达招标公司进行。参与竞标的四家企业升东华、绿色先锋、翔维城、嘉艺华集体亮相，“暗战”变成面对面的较量。每家公司有15分钟演讲，表述各自的优势，展示自己的实力。竞标的另一个程序是比桶——在楼下院子里摆着四家公司的废旧织物回收桶，由评委观赏鉴定后进行考量。标书的一大特点，就是对回收桶的数字化智能化要求极高，结果在这一环节，翔维城公司一马领先。
一周后，招标公司宣布翔维城在福田区废旧织物回收竞标中胜出，600个小区800个桶，总投资金额4937.9万元。
结果一出，绿色先锋和升东华两家公司就向龙达招标公司提出质疑。
绿色先锋质疑，项目总投资额4937.9万元，从企业经营角度看，没有盈利空间，从基本常识判断这个价格完全不具备可行性，严重质疑专家组的严谨性。
对此，中标公司翔维城答辩称，4937.9万元投资总额“经过我司合理测算，具有可行性”，“盈利模式涉及公司内部商业秘密，不便公开。”
评标委员会答辩称，招标文件并未规定最低或最高投资限额，仅列出了招标人对项目投资额度的估算。市场经济环境下，市场主体有权决定其以何种模式经营，并承担相应风险。故质疑专家组严谨性说法不能成立。
绿色先锋同时质疑，中标者翔维城公司大股东为深圳市华力成环保科技公司，多次得到福田区城管局的招标，二者存利益关系。
翔维城答辩称，本公司系独立法人企业，依靠自身实力依法投标中标，合法有效，相关质疑不能成立。
评标委员会答辩称，华力成与翔维城二者均属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企业法人，股权关系并不影响二者分别中标招标项目，绿色先锋不可将二者相互混淆，强加关联。
绿色先锋还质疑，本项目评标专家多次担任中标商翔维城的大股东华力成的评标专家，有失公平性。
对此龙达招标公司回应称，本项目评标委员会
晶报记者 吴建升/文、图
“政府目前被推到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——1月份标书都下达了，可到现在，中标企业都没与政府签约，当然更不可能进小区展开废旧织物回收试点——因为，还没等中标企业进小区摆回收桶，一家未中标的企业已利用时间差，把大批的回收桶铺进了小区。福田区准备试点的600个小区，300多个都被抢先占有，中标企业没法履标。”福田区垃圾分类负责人何忠伟告诉记者，政府的尴尬在于，废旧织物回收并未采取特许经营模式，未中标企业抢先在试点小区铺回收桶，说到底是一种市场行为，从法律角度，政府无法进行干预。“但客观上，未中标企业这种行为，扰乱了全市废旧织物回收推进的秩序，使得福田区废旧织物回收招标处于近乎流标的停滞状态。”
暗战
从政府投资到自负盈亏
2013年，市分类中心决定将废旧织物回收作为2014年垃圾分类减量工作推进的重点，计划在福田区600个社区进行回收试点。2014年6月21日，由分类中心和福田区城管局联合举办的“衣衣不舍·旧衣回收”活动启动，吹响了深圳废旧织物回收的集结号。
福田区600个废旧织物回收试点社区，采用市场化运作方式，向社会招标，政府不投入资金经费，由中标企业自负盈亏。记者从福田区政府采购网公示的招标书上看到，本次招标的600个小区，总共将投放800个回收箱，总投资280万人民币。招标有几个显著特点：1、硬件设施要求高，运输车辆配置不能少于5辆，在深圳须有1000平方米以上的废旧织物储存场所。2、要求配备数字化管理系统，比如废旧织物回收箱须安装数字化计量系统，便于后续终端数据的统计；运输车辆配备GPS车载设备系统，方便监管。3、突出环保元素，比如回收箱要求必须采用可循环利用材料，还不能选用进口产品。4、具备慈善色彩，每月将回收物品中九成新部分的10%无偿捐赠给相关公益、慈善或民政部门。5、竞标公司过去的社保情况、纳税情况和参加慈善公益活动情况，都成为评标的重要内容项目。
深圳总共有四家从事废旧织物回收的企业，福田本次招标被视作一次行业重大机遇，四家企业摩拳擦掌，展开角逐。
“开展废旧织物回收试点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一定范围的试点，摸清废旧织物的产生量、种类、回收成本、最终流向等基础数据，以及探索建立对废旧织物回收的有效监管机制，有效避免废旧织物的非法销售，为全市全面有序开展废旧织物回收奠定基础。因此，对试点项目采用的废旧回收箱的功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，回收箱制作成本远远高于普通回收箱，同时考虑到试点规模有限，为了减轻中标企业的运营压力， 600个社区、800个废旧织物回收箱的费用由政府财政和中标企业共同承担，管理费用和运营费用由企业负担，接受政府监管。”市分类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。试点任务下达后，在试点任务具体落实阶段，有企业提出，不要政府投一分钱，回收桶投资由企业自行负担，最后招标文件就改成了政府不投入资金。“后来的事实证明，这是一些企业为了夺标，不惜代价和工本，进行的恶性竞争，为了先占有资源而不计后果。”
将政府投资280万元变成由企业自负盈亏，是四家企业“争霸”的第一个回合，一场暗战，结果是政府轻松了，未来企业运营的负担和风险加大了。
拉锯
中标、投诉、应诉
按照招标程序，2014年8月福田区政府在采购网上公示了标书，听取投标企业意见后进行修改，9月份再在采购网上公示后，没有意见就正式
依法组建，其中专家评委由政府采购专家库系统随机抽取，采购人评委也系依据“政府采购条例”授权选派，均不具有法定回避事由。
升东华公司主要质疑，翔维城公司承诺的“数字化、智能化”高科技回收桶，在政府没有提供网络、电源的前提下能否落实？未来试点回收桶是否能达到竞标时所展示回收桶的参数（即如展示桶那样数字化智能化和高科技）。
翔维城则在答辩中坚称，投标函中所承诺条件具有法律效力，未来投放社区试点的回收箱保证与竞标时展示的一样。
尴尬
未中标企业利用时间差逆袭
龙达招标公司于2014年12月4日收到绿色先锋和升东华两家公司的质疑函，按照政府采购程序，对函中所涉问题要求相关当事人进行答辩，再提交给评标委员会审议。
最终，招标评审委员会经过审议，认定质疑不成立，翔维城公司中标有效。龙达招标公司向翔维城下达了中标通知书，时间是2015年1月22日。
中间经历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差。
“这个时间差里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，绿色先锋竟然在600个试点社区中的300多个投放了回收桶。”福田分类办负责人何忠伟说，“未中标的把地方占了，让中标企业怎么办呢？”
“这件事颇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，我们中标，他们投诉，我们全身心地应对投诉和答辩，他们却打时间差抢了我们的地盘。”翔维城负责人曾维滔说，“我们发现情况后立即向福田城管局反映，希望政府出面将他们清除出去，可政府却无能为力。”
“如果按照思维定式，政府似乎应该对绿色先锋采取行动，但现在讲依法行政，政府的行为也得合法。”何忠伟说，“福田城管局就此咨询了法律顾问，得到的答复是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绿色先锋的行为并未违反法律法规，是一种市场行为，政府不好进行干预。”
“一个无情的事实是，600个试点社区，300个被侵占，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我们贸然履标，肯定血本无归。”曾维滔表示，无奈之下，翔维城拿到中标通知却只能压下不动，不敢与政府签订相关协议。
对于上述情形，绿色先锋项目执行总监钟志荣表示，绿色先锋早在招标前就开始布桶，所谓“福田300多个桶”，大多就是在招标前就已布下，不存在打时间差的问题，而且只有200多个。
“无论绿色先锋有没有打时间差，客观上它占有了600个试点社区中的300多个，让中标企业无法履标，福田区整个废旧织物回收试点陷于停顿，城管局进退维谷。”何忠伟感叹，转眼到了6月份，半年时间即将过去，僵局依旧。“如果说绿色先锋的行为不违
三方 说法
企业：请告诉我什么不能做
根据基础数据测算，深圳市年产废旧织物在10万吨左右。现有废旧织物回收企业四家，在全市投放回收桶，升东华大约700个，绿色先锋1200个，翔维城和嘉艺华都在100个左右，总投放量在2100个上下。据企业相关人员测算，每只桶根据淡、旺季和承载量、投放时间的不同，月均回收量应不低于100公斤，年回收总量应该在1吨左右，2100个桶的年回收总量应不低于2000吨，可挖掘的空间还很大。但企业却都在叫苦。
记者在采访中看到，升东华在平湖拥有3000多平米的分捡和清洗消毒车间，在陆河有占地百亩的废旧织物资源化处理工厂，具有年产纱线7000多吨、手套300万打的生产能力，是深圳惟一拥有废旧织物完整生产链条的企业。
“但我投资深圳8年多来一直在亏损，因为量一直做不上去。”升东华总经理温达升告诉记者，废旧衣物利润非常微薄，无论出口还是资源化处理，批量大才有利润空间，目前这点量只能赔钱。
温达升打个比方，现在升东华每月回收量大约在130吨上下，假如能扩大10倍，就可实现赢利。“这些年最头疼的是经常发生回收桶被砸、衣物被盗情况，报案多次从未有过破案，希望政府关注这一情况。”温达升表示，更渴望政府加强监管，规范废旧衣物回收市场。
绿色先锋也拥有数百平米的分捡和消毒车间，公司总经理骆桂军介绍，其1200个分布全市各地的回收桶，旺季每月可回收500多吨，淡季也就四五十吨。除了质料最好的进行捐赠，部分给有资质的企业出口非洲，其余的送往广西梧州合作厂家进行资源化处理。“我们一直在开发数字化智能化的回收桶，但最头痛的事，是物业虽然欢迎摆桶，却没法提供电源和网络，由企业自己去接线成本太大。”谈到监管问题，骆桂军说，在国家相关政策尚不明晰的情况下，职能部门可明确告诉企业什么能做，什么不能做。
市分类中心：无章可循监管难
“城管部门在废旧织物回收推进上所面临的尴尬，岂止是面对绿色先锋的无奈？”市分类中心副主任王芙蓉向记者感叹，“比如要进哪个小区投放废旧织物回收箱，政府说了不算，得物业和业委会点头才行，他们可以让你进，也可以不让你进。”
“废旧织物回收要建立产业链，实现可持续发展，就必须找到赢利模式，但目前这一点还比较模糊。”王芙蓉说，特别是国家不再对棉花进行统购统销，棉花的市场价格很低，这样一来，为了打开销路，废旧织物再生产品的价格就比棉花还低，这些对废旧织物产业链形成都是潜在威胁。
“监管也是令人头疼的问题，比如深圳现有的四家企业，分类中心并不掌握其回收旧衣的去向，问过一些企业，说质料较好的捐民政了，不好的资源化处理了，但要他们拿出单据证明，却拿不出来。”王芙蓉说，如果监管不到位，这些回收的旧衣可能流入黑市，也可能变成“黑心棉”。“如何监管国家并无明确政策法规，而且在顶层设计上也存在缺憾，比如从垃圾分类角度，废旧织物的监管似乎应该由城管负责，但实际不是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这块儿在经信委，商品流通市场监管在市场监督局，捐赠职能在民政。”
王芙蓉认为，废旧织物回收这块，难免与捐赠有关，所以有必要与民政部门建立某种协调机制。
那么民政方面的情况如何呢？
民政局：当爱心遭遇尴尬
“捐赠中心每月收到社会捐赠的衣物大体在7吨左右，但合乎标准不多。”市民政局捐赠中心主任张思全带记者来到中心仓库，这里放着大批捐赠衣物，有两名工人在分捡，张主任随意打开一袋分捡过的不适合捐赠的衣服，内衣、内裤、乳罩什么都有。“我们对捐赠衣物有明确规定，至少七成新，只要外套，不要内衣内裤，但实际捐什么的都有。”
张思全告诉记者，民政收到捐赠的衣物，用途主要有二：一是送到贫困地区或拿去救灾；二是拿到慈善超市义卖，收入归到扶贫基金账户。
“但我们面临最大的尴尬是，旧衣捐赠这块供大于求，救灾规定要用新衣服，本地贫困人口不需要，老少边穷地区贫困人口倒是需要，但运送成本过高，常常花费的人力物力，比那些衣物本身价值还高。”张思全给记者算了一笔账，一吨旧衣物大概有2000-2500件，要运往灾区或贫困地区，首先要清洗和消毒，每件成本在3-5块，按最低的3块算，一吨的清洗消毒费也有6000到7000元。然后就是物流成本，市内从仓库运到火车站，按一卡车3吨计，需要450-500元的运费。到火车站要等车皮，得先放仓库，30吨的储存费用在1500元，然后再运往贫困地区，运费有2万多元。“把这些账仔细一算，向贫困地区捐赠旧衣成本太高了。”
“最让人尴尬的是，这些旧衣送到当地，要从车站转运到山区乡下，还得花钱，而好多贫困地区从政府到百姓都拿不出这笔运费来，这个时候，你捐赠的爱心，很可能成为他们的负担。”张思全说，向贫困地区捐赠旧衣，实际上已无法适应当地实际需要了。“其实他们最需要的是现金，有了现金什么都能买。问题是，这些捐赠的旧衣物，如何才能变现呢？”
由于旧衣回收这块民政和城管有重合，张思全表示双方不排除携手制定旧衣回收再利用准入门槛。
带着这些问题，记者于6月上旬走访了浙江、上海、香港三地的相关企业和机构，就深圳遇到的问题，广泛听取了权威专家和业内人士的意见建议，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两期报道中刊出。
晶报“聚焦垃圾分类”栏目刊发的系列报道，引起了深圳和国内业内人士的关注，如何破解深圳垃圾分类遭遇的问题，晶报记者采访了多位国内垃圾分类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，请他们一起为深圳探寻办法，献计献策。
进入招标程序。
2014年11月下旬的一天，招标在罗湖区龙达招标公司进行。参与竞标的四家企业升东华、绿色先锋、翔维城、嘉艺华集体亮相，“暗战”变成面对面的较量。每家公司有15分钟演讲，表述各自的优势，展示自己的实力。竞标的另一个程序是比桶——在楼下院子里摆着四家公司的废旧织物回收桶，由评委观赏鉴定后进行考量。标书的一大特点，就是对回收桶的数字化智能化要求极高，结果在这一环节，翔维城公司一马领先。
一周后，招标公司宣布翔维城在福田区废旧织物回收竞标中胜出，600个小区800个桶，总投资金额4937.9万元。
结果一出，绿色先锋和升东华两家公司就向龙达招标公司提出质疑。
绿色先锋质疑，项目总投资额4937.9万元，从企业经营角度看，没有盈利空间，从基本常识判断这个价格完全不具备可行性，严重质疑专家组的严谨性。
对此，中标公司翔维城答辩称，4937.9万元投资总额“经过我司合理测算，具有可行性”，“盈利模式涉及公司内部商业秘密，不便公开。”
评标委员会答辩称，招标文件并未规定最低或最高投资限额，仅列出了招标人对项目投资额度的估算。市场经济环境下，市场主体有权决定其以何种模式经营，并承担相应风险。故质疑专家组严谨性说法不能成立。
绿色先锋同时质疑，中标者翔维城公司大股东为深圳市华力成环保科技公司，多次得到福田区城管局的招标，二者存利益关系。
翔维城答辩称，本公司系独立法人企业，依靠自身实力依法投标中标，合法有效，相关质疑不能成立。
评标委员会答辩称，华力成与翔维城二者均属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企业法人，股权关系并不影响二者分别中标招标项目，绿色先锋不可将二者相互混淆，强加关联。
绿色先锋还质疑，本项目评标专家多次担任中标商翔维城的大股东华力成的评标专家，有失公平性。
对此龙达招标公司回应称，本项目评标委员会
晶报记者 吴建升/文、图
“政府目前被推到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——1月份标书都下达了，可到现在，中标企业都没与政府签约，当然更不可能进小区展开废旧织物回收试点——因为，还没等中标企业进小区摆回收桶，一家未中标的企业已利用时间差，把大批的回收桶铺进了小区。福田区准备试点的600个小区，300多个都被抢先占有，中标企业没法履标。”福田区垃圾分类负责人何忠伟告诉记者，政府的尴尬在于，废旧织物回收并未采取特许经营模式，未中标企业抢先在试点小区铺回收桶，说到底是一种市场行为，从法律角度，政府无法进行干预。“但客观上，未中标企业这种行为，扰乱了全市废旧织物回收推进的秩序，使得福田区废旧织物回收招标处于近乎流标的停滞状态。”
暗战
从政府投资到自负盈亏
2013年，市分类中心决定将废旧织物回收作为2014年垃圾分类减量工作推进的重点，计划在福田区600个社区进行回收试点。2014年6月21日，由分类中心和福田区城管局联合举办的“衣衣不舍·旧衣回收”活动启动，吹响了深圳废旧织物回收的集结号。
福田区600个废旧织物回收试点社区，采用市场化运作方式，向社会招标，政府不投入资金经费，由中标企业自负盈亏。记者从福田区政府采购网公示的招标书上看到，本次招标的600个小区，总共将投放800个回收箱，总投资280万人民币。招标有几个显著特点：1、硬件设施要求高，运输车辆配置不能少于5辆，在深圳须有1000平方米以上的废旧织物储存场所。2、要求配备数字化管理系统，比如废旧织物回收箱须安装数字化计量系统，便于后续终端数据的统计；运输车辆配备GPS车载设备系统，方便监管。3、突出环保元素，比如回收箱要求必须采用可循环利用材料，还不能选用进口产品。4、具备慈善色彩，每月将回收物品中九成新部分的10%无偿捐赠给相关公益、慈善或民政部门。5、竞标公司过去的社保情况、纳税情况和参加慈善公益活动情况，都成为评标的重要内容项目。
深圳总共有四家从事废旧织物回收的企业，福田本次招标被视作一次行业重大机遇，四家企业摩拳擦掌，展开角逐。
“开展废旧织物回收试点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一定范围的试点，摸清废旧织物的产生量、种类、回收成本、最终流向等基础数据，以及探索建立对废旧织物回收的有效监管机制，有效避免废旧织物的非法销售，为全市全面有序开展废旧织物回收奠定基础。因此，对试点项目采用的废旧回收箱的功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，回收箱制作成本远远高于普通回收箱，同时考虑到试点规模有限，为了减轻中标企业的运营压力， 600个社区、800个废旧织物回收箱的费用由政府财政和中标企业共同承担，管理费用和运营费用由企业负担，接受政府监管。”市分类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。试点任务下达后，在试点任务具体落实阶段，有企业提出，不要政府投一分钱，回收桶投资由企业自行负担，最后招标文件就改成了政府不投入资金。“后来的事实证明，这是一些企业为了夺标，不惜代价和工本，进行的恶性竞争，为了先占有资源而不计后果。”
将政府投资280万元变成由企业自负盈亏，是四家企业“争霸”的第一个回合，一场暗战，结果是政府轻松了，未来企业运营的负担和风险加大了。
拉锯
中标、投诉、应诉
按照招标程序，2014年8月福田区政府在采购网上公示了标书，听取投标企业意见后进行修改，9月份再在采购网上公示后，没有意见就正式
依法组建，其中专家评委由政府采购专家库系统随机抽取，采购人评委也系依据“政府采购条例”授权选派，均不具有法定回避事由。
升东华公司主要质疑，翔维城公司承诺的“数字化、智能化”高科技回收桶，在政府没有提供网络、电源的前提下能否落实？未来试点回收桶是否能达到竞标时所展示回收桶的参数（即如展示桶那样数字化智能化和高科技）。
翔维城则在答辩中坚称，投标函中所承诺条件具有法律效力，未来投放社区试点的回收箱保证与竞标时展示的一样。
尴尬
未中标企业利用时间差逆袭
龙达招标公司于2014年12月4日收到绿色先锋和升东华两家公司的质疑函，按照政府采购程序，对函中所涉问题要求相关当事人进行答辩，再提交给评标委员会审议。
最终，招标评审委员会经过审议，认定质疑不成立，翔维城公司中标有效。龙达招标公司向翔维城下达了中标通知书，时间是2015年1月22日。
中间经历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差。
“这个时间差里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，绿色先锋竟然在600个试点社区中的300多个投放了回收桶。”福田分类办负责人何忠伟说，“未中标的把地方占了，让中标企业怎么办呢？”
“这件事颇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，我们中标，他们投诉，我们全身心地应对投诉和答辩，他们却打时间差抢了我们的地盘。”翔维城负责人曾维滔说，“我们发现情况后立即向福田城管局反映，希望政府出面将他们清除出去，可政府却无能为力。”
“如果按照思维定式，政府似乎应该对绿色先锋采取行动，但现在讲依法行政，政府的行为也得合法。”何忠伟说，“福田城管局就此咨询了法律顾问，得到的答复是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绿色先锋的行为并未违反法律法规，是一种市场行为，政府不好进行干预。”
“一个无情的事实是，600个试点社区，300个被侵占，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我们贸然履标，肯定血本无归。”曾维滔表示，无奈之下，翔维城拿到中标通知却只能压下不动，不敢与政府签订相关协议。
对于上述情形，绿色先锋项目执行总监钟志荣表示，绿色先锋早在招标前就开始布桶，所谓“福田300多个桶”，大多就是在招标前就已布下，不存在打时间差的问题，而且只有200多个。
“无论绿色先锋有没有打时间差，客观上它占有了600个试点社区中的300多个，让中标企业无法履标，福田区整个废旧织物回收试点陷于停顿，城管局进退维谷。”何忠伟感叹，转眼到了6月份，半年时间即将过去，僵局依旧。“如果说绿色先锋的行为不违
三方 说法
企业：请告诉我什么不能做
根据基础数据测算，深圳市年产废旧织物在10万吨左右。现有废旧织物回收企业四家，在全市投放回收桶，升东华大约700个，绿色先锋1200个，翔维城和嘉艺华都在100个左右，总投放量在2100个上下。据企业相关人员测算，每只桶根据淡、旺季和承载量、投放时间的不同，月均回收量应不低于100公斤，年回收总量应该在1吨左右，2100个桶的年回收总量应不低于2000吨，可挖掘的空间还很大。但企业却都在叫苦。
记者在采访中看到，升东华在平湖拥有3000多平米的分捡和清洗消毒车间，在陆河有占地百亩的废旧织物资源化处理工厂，具有年产纱线7000多吨、手套300万打的生产能力，是深圳惟一拥有废旧织物完整生产链条的企业。
“但我投资深圳8年多来一直在亏损，因为量一直做不上去。”升东华总经理温达升告诉记者，废旧衣物利润非常微薄，无论出口还是资源化处理，批量大才有利润空间，目前这点量只能赔钱。
温达升打个比方，现在升东华每月回收量大约在130吨上下，假如能扩大10倍，就可实现赢利。“这些年最头疼的是经常发生回收桶被砸、衣物被盗情况，报案多次从未有过破案，希望政府关注这一情况。”温达升表示，更渴望政府加强监管，规范废旧衣物回收市场。
绿色先锋也拥有数百平米的分捡和消毒车间，公司总经理骆桂军介绍，其1200个分布全市各地的回收桶，旺季每月可回收500多吨，淡季也就四五十吨。除了质料最好的进行捐赠，部分给有资质的企业出口非洲，其余的送往广西梧州合作厂家进行资源化处理。“我们一直在开发数字化智能化的回收桶，但最头痛的事，是物业虽然欢迎摆桶，却没法提供电源和网络，由企业自己去接线成本太大。”谈到监管问题，骆桂军说，在国家相关政策尚不明晰的情况下，职能部门可明确告诉企业什么能做，什么不能做。
市分类中心：无章可循监管难
“城管部门在废旧织物回收推进上所面临的尴尬，岂止是面对绿色先锋的无奈？”市分类中心副主任王芙蓉向记者感叹，“比如要进哪个小区投放废旧织物回收箱，政府说了不算，得物业和业委会点头才行，他们可以让你进，也可以不让你进。”
“废旧织物回收要建立产业链，实现可持续发展，就必须找到赢利模式，但目前这一点还比较模糊。”王芙蓉说，特别是国家不再对棉花进行统购统销，棉花的市场价格很低，这样一来，为了打开销路，废旧织物再生产品的价格就比棉花还低，这些对废旧织物产业链形成都是潜在威胁。
“监管也是令人头疼的问题，比如深圳现有的四家企业，分类中心并不掌握其回收旧衣的去向，问过一些企业，说质料较好的捐民政了，不好的资源化处理了，但要他们拿出单据证明，却拿不出来。”王芙蓉说，如果监管不到位，这些回收的旧衣可能流入黑市，也可能变成“黑心棉”。“如何监管国家并无明确政策法规，而且在顶层设计上也存在缺憾，比如从垃圾分类角度，废旧织物的监管似乎应该由城管负责，但实际不是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这块儿在经信委，商品流通市场监管在市场监督局，捐赠职能在民政。”
王芙蓉认为，废旧织物回收这块，难免与捐赠有关，所以有必要与民政部门建立某种协调机制。
那么民政方面的情况如何呢？
民政局：当爱心遭遇尴尬
“捐赠中心每月收到社会捐赠的衣物大体在7吨左右，但合乎标准不多。”市民政局捐赠中心主任张思全带记者来到中心仓库，这里放着大批捐赠衣物，有两名工人在分捡，张主任随意打开一袋分捡过的不适合捐赠的衣服，内衣、内裤、乳罩什么都有。“我们对捐赠衣物有明确规定，至少七成新，只要外套，不要内衣内裤，但实际捐什么的都有。”
张思全告诉记者，民政收到捐赠的衣物，用途主要有二：一是送到贫困地区或拿去救灾；二是拿到慈善超市义卖，收入归到扶贫基金账户。
“但我们面临最大的尴尬是，旧衣捐赠这块供大于求，救灾规定要用新衣服，本地贫困人口不需要，老少边穷地区贫困人口倒是需要，但运送成本过高，常常花费的人力物力，比那些衣物本身价值还高。”张思全给记者算了一笔账，一吨旧衣物大概有2000-2500件，要运往灾区或贫困地区，首先要清洗和消毒，每件成本在3-5块，按最低的3块算，一吨的清洗消毒费也有6000到7000元。然后就是物流成本，市内从仓库运到火车站，按一卡车3吨计，需要450-500元的运费。到火车站要等车皮，得先放仓库，30吨的储存费用在1500元，然后再运往贫困地区，运费有2万多元。“把这些账仔细一算，向贫困地区捐赠旧衣成本太高了。”
“最让人尴尬的是，这些旧衣送到当地，要从车站转运到山区乡下，还得花钱，而好多贫困地区从政府到百姓都拿不出这笔运费来，这个时候，你捐赠的爱心，很可能成为他们的负担。”张思全说，向贫困地区捐赠旧衣，实际上已无法适应当地实际需要了。“其实他们最需要的是现金，有了现金什么都能买。问题是，这些捐赠的旧衣物，如何才能变现呢？”
由于旧衣回收这块民政和城管有重合，张思全表示双方不排除携手制定旧衣回收再利用准入门槛。